经过70年的发展，新疆农业大学累计为社会培养了近20万名各类人才，85%左右的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新疆，70%左右的毕业生在地州、县市及农牧团场就业或自主创业。

 

　　光阴荏苒，70年辉煌与风雨，一批又一批人因为这所学校改变命运，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在新疆大地上抒写着自己的论文。

 

　　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70年前，转向新疆农业大学（八一农学院）第一任院长，我们也许能找到一种传承，获得一种力量，见证一种初心！

 

　　今天的新疆农业大学校园内静静的矗立着一处塑像，他像是默默注视着自己曾经奋斗半生的事业开花结果，也像是对后来这些莘莘学子给予无限期望。

 

　　凃治——新疆农业大学（前身：八一农学院）首任院长。

 

　　他出身书香门第、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、精通四国语言，这样的人不要说放在过去，即使放在如今也是千万人中熠熠生辉的的一个。

 

　　可就这样一个人，却甘愿扎根新疆，用大半生推进新疆现代农业的进程。

 

　　涂治1901年出生在湖北黄陂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，他自幼勤奋好学，14岁时远离家乡，到北平清华学校学习。1924年毕业，赴美留学，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和研究生院学习5年，攻读作物育种和植物病理学，获得博士学位。

 

　　1929年回到祖国，他先后在岭南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河南大学、西北农学院等高等院校任教授、实验主任、教务长和院长，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各地。我国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王鸣歧、赵洪璋等都是他的学生。

 

　　1939年，在新疆学院（今新疆大学）院长杜重远的邀请下，涂治毅然放弃疆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，挥别家人、同事和弟子，拖着三四个装满书籍的大箱子，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来到新疆，担任新疆学院（今新疆大学）领导职务。

 

　　来到新疆教书育人，可命运似乎并没有给他开个好头，1942年，反动军阀盛世才将涂治逮捕入狱。在狱中，涂治受尽酷刑，受尽酷刑，夹坏手指、打断肋骨，左腿被“老虎凳”压成终身残疾，但始终坚贞不屈。出狱后不久，涂治便积极参加地下革命组织“战斗社”的活动，利用家中一台旧收音机，每日秘密抄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电讯，在《战斗》周刊上登载，或印刷传单散发到全疆各地，对唤起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觉悟，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 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涂治担任新疆农林厅厅长、八一农学院（今新疆农业大学）院长等职务，1955年，涂治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生物地理学部委员（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）。

 

　　1950年1月，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介绍涂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 

　　为了建立八一农学院，涂治作为新疆农林厅厅长兼首任院长，殚精竭虑，不辞辛苦，四处奔走。他随王震到北京等地有关部门筹集师资力量，请来了王桂五、张景华、张学祖、黄大文、郝履端、张翰文、朱懋顺、黄翼、严赓雪、崔文采、王志培等专家、教授。有的老专家被涂治的一片赤诚所感动，头天谈好，第二天就同他一道奔赴新疆了。

 

　　他博学多才，外语很好，懂英、俄、德、法四国语言，苏联教师讲课，他亲自担任翻译。

 

　　理论联系实际

 

　　他提出“理论联系实际，教学生产相结合”的办学理念，以延安“抗大”精神办学。全院师生除了在校内进行课堂教学外，还经常深入部队和田间地头推广先进技术，解决实际问题。通过这些教学活动，一方面推动了部队生产，为军垦农场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；另一方面，也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骨干。

 

　　在涂治的倡议和筹划下，全疆各地州、县都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涂治还经常钻研学术，翻译出版了几十万字的国外农业科学论著。

 

　　50年代，为解决新疆严重发生的黄瓜白粉病问题，他用抗白粉病的丝瓜和黄瓜进行“无性杂交”。到60年代，为解决新疆严重发生的小麦条锈的问题，他叫研究生进行“辐射育种”。在他的正确领导下，全体科研人员，对新疆农、林、牧业资源的调查，良种的选育，病、虫、草害的防除，盐碱土的改良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，都做出了很大成绩，为新疆农业的连续10多年丰收，奠定了巩固的科学基础。

 

　　他克服腿脚不便的困难，骑马深入博斯腾湖蝗区进行调查研究，为新疆第一次大面积飞机治蝗提供科学依据。他在阿拉尔垦区看到黄大文教授研究利用赤眼卵蜂防治棉铃虫，田间防治效果达80%以上，十分兴奋，称赞“生物防治大有可为”。

 

　　博斯腾湖蝗区、阿拉尔垦区、乌伊公路沿线、塔克拉玛干沙漠……尽管腿脚不便，可几十年来，新疆很多角落都留下了涂治坚实的足迹。

 

　　推行先进的耕作栽培技术、进行喷灌滴灌实验、提倡实行农业机械化、推广牧草轮作制……这些都凝聚着涂治的智慧和汗水。

 

　　实事求是

 

　　1958年浮夸风时，农学院有人把地深翻一米五，下种几百斤，要种亩产万斤小麦的“卫星田。”涂治在会上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大家都是学科学的，把地翻这么深，下这么多种，不是科学，是胡闹。”他自己和几位老师在“卫星田”旁种了8亩的丰产田。结果，“卫星田”亩产300多斤，丰产田亩产达到了600多斤。

 

　　60年代王震将军来新疆视察与涂治有过一次动人的畅谈。王震将军回忆50年代创办农垦事业之初，他说当时涂治同志劝他办农场，首先要营造林带，否则不可能长期取得好收成。王震同志爽朗地笑着说，“那时我还不能接受，我对你说，我们需要的是种粮食，种树做什么？当然，我们还是照你的意见办了，现在我才完全懂得了，在新疆开垦农田，的确必须先造好防护林带。”将军接着说，“这是你涂老先生教我的呀。”两位老人家相对而笑。从这段话中，我们看到了涂治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，而王震将军对知识分子又是如何敬重。

 

　　家国精神薪火相传

 

　　1973年，经历文革浩劫的涂治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恢复了自由，这时，他已经72岁。

 

　　尽管年老体弱，重病缠身，涂治仍与科研人员一起到全疆各地进行调查研究。涂治忍着病痛赶出《关于迅速发展新疆农林牧生产的意见》一文，在这篇文章中，他提出了发展新疆农业生产的若干条战略措施，这是他研究发展新疆农林牧业生产的科学总结。1979年5月7日，《新疆日报》大篇幅刊发了这篇极其宝贵的遗作。

 

　　周围的朋友看涂治那么辛苦，经常劝他：“你精通英、俄、德、法四国语言，年岁又这么大了，不如做点翻译工作，或者坐下来写写书也行。”他却回答：“我要为党再干十年。之后，再坐下来写点东西也不迟。”

 

　　有的人一生都在发光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1976年3月，涂治因病逝世，享年75岁。

 

　　“我们都是党的儿子，人民的儿子。现在我的身体很好，还能坚持工作，希望还能为党和人民再工作十几年。”新疆农业大学校史馆里，陈列着涂治生前写给儿孙的两封信，朴实的话语展现了一名老党员不变的初心，体现了涂治浓浓的家国情怀。

 

　　“爷爷经常教育我们在工作上要兢兢业业，要把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永远听党话、跟党走。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品格，这是我一生的财富。”涂振东说。

 

　　深受涂治影响的涂振东，继续着爷爷的事业，成为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的一名科技工作者，他也要把一生奉献给农业科研事业。

 

　　如今，涂治虽已去世46年，但人们心目中的涂治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。涂治杰出的教育思想、光辉的奋斗业绩、崇高的人格风范以及他那严肃又可亲的音容笑貌……仍然回荡在新疆大地。

 

　　新疆农业大学建校70周年了，在每一次辉煌时我们回眸看看过去，重温一下前辈出发时的初心，也许会化解我们心中的疑惑，也会让让我们前行的更加坚定。